北宋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，21岁的苏轼参加科考，进士及第；嘉佑六年（1061年），他参加级别最高的制科考试，成绩为第三等第一名（第一、第二等为虚设），时称“百年第一”。在这期间的几年里，这位青年才俊洋洋洒洒写下《进策》《进论》各25篇。他的人才思想多集中在这些文章特别是《进论》中。这里不妨通过其中的几篇来看看他在人才问题上的真知灼见。

忍小忿 就大谋

张良（字子房）是一位杰出的谋臣，西汉开国功臣，高祖刘邦曾对他作出“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”的高度评价。 

读苏轼的《留侯论》（张良因功被册封为留侯）不难发现，张良之所以能辅佐刘邦赢得楚汉战争，平定天下，这与他“能有所忍”关系极大。 

《留侯论》开篇就提出：“古之所谓豪杰之士，必有过人之节，人情有所不能忍者。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”苏轼认为，普通人一旦受辱就拔剑挺身搏斗，这算不上勇敢。堪称大勇的人，突遇意外而不惊，无故受辱而不怒，因为他有远大抱负与志向。 

那么张良是不是大勇之人？苏轼接着以着名的张良“圯上受书”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。 

张良出身贵族世家，韩国被灭、自身显赫地位丧失，他心存家国之恨，曾因锤杀秦始皇事败而逃。对此苏轼认为，这时的秦国“其锋不可犯，而其势未可乘”，而张良却“不忍忿忿之心，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”，这是盗贼所做的事，而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盗贼”，因为死于盗贼不值得。张良具有盖世之才，却不作伊尹、姜太公那样的打算，只知道用刺客手段去做事，所以那位圯上老人（据说是黄石公）深感痛惜。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部兵书上，他故意傲慢无礼一再侮辱张良，就是为了使张良能有所忍，然后以成大事，因为老人“以为子房才有余，而忧其度量之不足”，所以“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”。 

文章最后，苏轼通过刘邦与项羽的成败对比，阐明张良对刘邦的作用：“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，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。项籍唯不能忍，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；高祖忍之，养其全锋而待其弊，此子房教之也。” 

常言道，小不忍，乱大谋。欲成大事的人，怎能缺少“能忍”的过人之节？苏轼的文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。

能忍待 善处穷

贾谊（世称贾生）是西汉文帝时期的优秀政论家，21岁被征召委以博士（官职名），不到一年又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。他锋芒毕露，多次上疏文帝全面改革汉初沿袭的秦朝旧制，文帝因此还想提拔他担任公卿。 

坏事了。文帝的想法遭到了朝廷重臣的强烈反对，他们进言说贾谊“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”，贾谊因之被文帝疏远，后被贬往长沙做了太傅（虚职）。过湘江时他触景伤怀，写下《吊屈原赋》感伤自己的遭遇。几年后他奉诏入京，也曾与文帝深谈，后担任文帝之子梁怀王的太傅。他人在梁国心系长安，仍积极为朝廷建言献策，然而33岁时他死了。 

贾谊受到排挤，英年早逝，这没有异议。前人论及贾谊，大多为之惋惜而斥文帝误才。但苏轼又是如何看待贾谊的呢？ 

在《贾谊论》中苏轼开篇就提出：“非才之难，所以自用者实难。惜乎！贾生，王者之佐，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”人有才能不难，难的是使自己的才能得到运用。贾谊虽有王佐之才，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干，可惜啊! 

为什么说贾谊可惜？苏轼接着论述说：“君子之所取者远，则必有所待；所就者大，则必有所忍。古之贤人，皆负可致之才，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，未必皆其时君之罪，或者其自取也。”君子要想实现远大志向，一定要有所等待；要想成就宏大事业，一定要有所忍耐。古代贤人都具备成就功业的才能，但最后却不能发挥其万分之一，这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过错，有的是自己造成的。 

苏轼接着说，我考察贾谊的言论，如果照他说的去治理国家，即使夏商周三代也不能超过。接着用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得行其道、孟子不忍弃君而至爱其身的例子，说贾谊“非汉文之不能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汉文也”，意思是说不是文帝不能用他，是他不能让文帝重用自己。贾谊不过一介后生，想让文帝在朝夕间“尽弃其旧而谋其新”，这也太难了。如果他上得皇帝信任，下得大臣支持，与他们结为深交，使皇帝不猜疑、大臣不忌恨，那么按照他的主张去治理国家，“不过十年，可以得志”。而他遇到挫折就忧郁愁闷、哭哭啼啼，最终早逝，这是“不善处穷”的结果。所以苏轼给贾谊的结论是：“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足。” 

苏轼对贾谊的性格及其人生悲剧进行了分析，从而提醒我们：作为人才，纵有一身才气，也要从自身做起，善于等待、忍耐、处穷。如果气量太小、见识不足、求成心切，才能又有何用？

犯大难 成大功

晁错是西汉文帝、景帝时期的政治家，文帝时被推举为贤良，官至御史大夫。他能言善辩，善于分析问题，其政论文章立论深刻、逻辑严密、说服力强，深得二帝赏识。其在经济、国防上的一系列主张为“文景之治”奠定了重要基础。但是晁错却是个悲剧人物。 

西汉立国后，在地方上实行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，先后分封了诸多异姓、同姓诸侯王，这无疑给国家的稳定统一埋下了隐患。景帝即位后，晁错上疏《削藩策》，建议剥夺诸侯王特权，巩固中央集权。景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结果导致诸侯举兵反叛，这就是“吴楚七国之乱”。关键时刻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，自己留守京城。大臣们上书弹劾，景帝批准，腰斩晁错。为国深谋远虑的他，最后落得个如此下场。 

苏轼如何看待晁错？他在《晁错论》中说：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”此时，“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，为天下犯大难，以求成大功”。苏轼认为，当国家面临不测之忧时，只有仁人君子、豪杰之士能挺身而出，为天下安定冒最大风险，成伟大功业。 

遗憾的是，“尽忠为汉”的晁错却不是这样的人。他建议削藩，引发动乱后，他“不于此时捐其身，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、楚之命，乃为自全之计，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”“择其至安，而遗天子以其至危，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”。事出来了，晁错不能豁出性命站到危难前头，却为了保全自己让皇帝亲自率军迎战，自己则留守京城，作最安全的选择，把最危险的任务给了皇帝，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怨不平的缘故。所以苏轼最后说，这是晁错自取其祸。 

365买球怎么玩_365手机体育app_盒子365靠谱吗

接着苏轼阐发议论说：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”“世之君子，欲求非常之功，则无务为自全之计。”要做一个立大事的人，不仅要有超越当世的才能，而且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；要求得不平凡的功业，就不要寻求保全自己的办法。 

读此文，忽然想到了一个词：担当。试想，缺少了担当精神，还是人才吗？

立大节 狭天下

伊尹是杰出政治家，商朝开国元勋。他曾辅助商汤打败夏桀，商朝立国后为相，辅佐五代商王，为商朝的建立和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荀子说他是和姜太公一样的圣臣。 

对于这样一位圣臣，苏轼是如何看的呢？在《伊尹论》中，苏轼开门见山亮出自己的观点：“办天下之大事者，有天下之大节者也。立天下之大节者，狭天下者也。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，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，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。”做大事的人要具备大节，立了大节就会把天下看得十分狭小。天下之大不足以令他动心，那么天下大节就不够他树立的，天下大事也有不够他做的。 

那么伊尹是不是具备大节的人呢？苏轼引用孟子的话说：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非其道也，非其义也，虽禄之天下，弗受也。”伊尹在有莘国郊外耕作，倘若不合乎道义，就是拿整个天下作他的俸禄，他也不会接受。正是因为“天下不能动其心，是故其才全。以其全才而制天下，是故临大事而不乱”，所以苏轼认为：“古之君子，必有高世之行，非苟求为异而已。”古时的君子一定有超出世人的品行，并不是无原则地求取，以显得与众不同罢了。 

回到众人层面，苏轼说，天下男男女女，“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，使其果洁廉而忠信，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。惟其所争者，止于箪食豆羹，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，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”。天下的普通人都知道廉洁忠信是美好的，他们果真廉洁忠信，那么他们的智慧、思虑未必不如王公大人。只是由于他们争夺的不过是一筐饭、一盘羹，而一筐饭、一盘羹就能打动他们的心，那么他们的智慧、思虑也不会超出这个水平。所以苏轼说：“不取者愈大，则其所办者愈远矣。” 

伊尹出身于奴隶，后来成为帝王之师、辅国之相。苏轼的文章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成为做大事的人才，必须立大节、狭天下。否则，贪图蝇头小利，斤斤计较得失，想成为人才，难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