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读《明史·年富传》，发现户部尚书年富之所以荣登明代治水名人榜，有两个事例与治水沾边，而且均和于谦有关。一是他配合时任山西、河南巡抚于谦安抚黄水泛滥后的流民，“官至河南，岁饥，流民二十余万，公剽掠，巡抚于谦委富辑之，皆定”；二是他在景泰年间弹劾贪官身陷罗网时，幸好当时于谦主持朝政，极力保护支持他，“于谦方当事，力保持之”。

年富的名字虽然在禹王台“水德祠”中位列于谦之后，历史上名气也没有于谦那么大，但他同于谦一样也是一位清官廉吏，尤其是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这句名言出自他的《官箴》，这更增加了我们研究年富的价值意义。

《官箴》之言字字警策 

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出自明代开始流行的一则官箴，其全文是：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；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；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 

这三十六字《官箴》，可谓字字警策、句句药石。它诠释为官之本最重要的莫过于两点：一是公，二是廉。其意为：下属敬畏我，不在于我严厉而在于我廉洁；百姓信服我，不在于我有才干而在于我办事公正；公则百姓不敢轻慢，廉洁则下属不敢欺蒙；处事公正才能明辨是非，做人廉洁才能树立威信。 

这则官箴广为人知，得益于其被刻石立于西安碑林。这方刻石镌立于清朝道光初年，但据《官箴》后所附跋语可知，其源头要追溯到明朝官员年富。 

据考证，《官箴》之言最早出自明初学者曹端之口，后山东巡抚年富对其词句稍作改动，增加了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并用恭楷书写，作为自己为官的座右铭。 

初入仕途  秉公为民 

年富（1395年～1464年），字大有，本姓严，讹为年。历事明成祖至明宪宗数朝，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。曾任吏科给事中、陕西左参政、河南右布政使、河南左布政使、右副都御史兼大同巡抚、兵部右侍郎兼山东巡抚、户部尚书。《明史·年富传》记载，年富“廉正强直，始终不渝”，执政能“纠正违失，务存大体”，裁决则“果敢有为，权势莫能挠”，矢志不移以铭为诫，成为一代名臣。 

年富初入仕途，就以公正和廉洁为吏属所畏惧，为民众所信服。永乐年间，他以会试副榜授山东德平训导开始从政，主要辅佐地方知府，考察本地区秀才的功课，培养地方人才，弘扬地方文化。宣德三年（1428年），年富晋升为吏科给事中。在任上，他严格科考、纠正违失、明识大体，得到明宣宗肯定。明宣宗认为六科担负着核查、监督南北两京的六部工作，还担负着弹劾两京大臣失职行为的职责，事关吏治和政风，责任重大，而年富履职公正，可以掌管六科事务，于是年富被授命掌管刑科。任职期间，年富秉公监察、严格执法，核查出都御史顾佐等人误判17人死罪。年富不顾自己职低位卑，立即上奏皇帝，得以矫正误判、公正执法。 

主政陕西  明察革弊 

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，年富升任陕西左参政，负责管理粮储、屯田、军务、驿传、水利等事务。到任后，年富巡察各处，了解到当地赋税、边饷、军费有一系列积弊，于是推行系列改善弊政的措施。 

陕西在明朝时是西北边防重镇，军费负担本来就比较重，但在永乐年间，朝廷反而增加征收织驼毛毯五十匹。年富发现后，立即奏请恢复原来每年的绫绢毯标准。陕西边防地区，军官屯田较多，有的戍边将领占垦腴田三四十顷，年富奏请让他们每顷缴纳赋税12石。在厘定杂税时，年富发现因边饷减削，陕西官吏、诸生、卫卒的俸禄廪粮剧减，致使官吏及僚属难以维持生计，于是年富奏请恢复原来的标准。在核算年度用粮情况时，他又发现赋税入不敷出的问题。根据核查情况，年富请求裁减闲散多余士卒，淘汰劣等马匹，杜绝侵占资源。主政陕西期间，年富果敢敏锐、沉稳决断、担当敢为，不受权势阻挠，因此声震关中。但也因此触动了权贵利益，屡遭诬告，陕西文武将吏害怕失去主政良官，均上表讲述其功劳。 

年富在陕西任职9年后，因政绩突出，升任河南右布政使。 

官至河南  安抚流民 

年富到河南赴任时，正赶上河南那年闹饥荒，流离失所的百姓有20多万人，社会秩序混乱，一些歹徒甚至公开抢劫掠夺。河南巡抚于谦委任年富负责流亡百姓的安抚工作，经过年富的努力，流亡百姓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。 

正统年间，山东、山西、陕西大批饥民流入河南，到正统十年（1445年）已达20万人。当时豫东陈州、项城、归德、鹿邑等地数百里内流民聚集，垦荒耕种。官府逼索税粮，流民时有反抗。于谦奏请将河南、怀庆二府官仓存粮80余万石减低价格、折纳钞票卖给流民。同时又和河南右布政使年富共同拟定安抚流民的办法，在流民聚居的地方编成里甲，设立乡都，不与原有里甲相混合；在流民较为零散的地方，将流民就近安插于附近州县乡都户籍中，新设里长加以管理，这样在河南共编新户7万多户。同时，命令涌入流民的州县将境内荒田、沿河退滩地分给流民耕种，再酌量发给种子与耕牛，使流民得以有条件安居生产。于谦、年富等人还多次奏请免征流民复业的税粮。这样，经过安抚，大批流民重新转入农耕生活，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。 

大同巡抚  弹劾贪官 

景泰二年（1451年）春天，年富凭借右副都御史身份出任大同巡抚，管理军政事务。当时经历丧乱战败、法律松弛，社会弊端尤其严重。年富一心一意抚慰体恤民众，上奏请求免除秋赋，撤除几个州县的税课局，停止让太原的民众从大同转运出粮饷。 

武清侯石亨、武安侯郑宏、武进伯朱瑛让家人去领官库的银帛，再买米卖到边境去，侵吞公家钱财。年富第一个请求将他们治罪，但景泰帝下诏宽恕了石亨等人，只是治了他们家人的罪。后来石亨所派遣的士兵越界到大同，年富又弹劾石亨专擅之罪。 

当时，年富的威名天下皆知，诸权贵更加怨恨他，他们联合起来四处罗织年富的罪名。幸好当时于谦主持朝政，极力保护支持年富，而景泰帝也很了解年富，当时山西参政林厚竭力诋毁年富，景泰帝说：“林厚怨恨年富、诬陷年富，可朕刚把边防事务交给年富负责，怎么能轻易听信他人的话呢！”于是免除了林厚的官职。正是有了景泰帝、于谦的支持，年富才能实施他的想法。 

复出任职  勇于担当 

天顺二年（1458年），在大臣的举荐下，年富复出，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右侍郎，还未上任，又改为户部右侍郎兼山东巡抚。年富在赴任道上听说自己治下的地方遭了蝗灾，立即上疏奏明皇帝。朝廷下令其改任左副都御史，仍然巡抚山东。山东官吏知道年富的威名，听说他巡抚山东都很畏惧服从。 

天顺四年（1460年）春，户部尚书一职出现空缺，李贤举荐年富担任这一职务。明英宗身边的大臣都委婉地向他进言，表示年富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，但明英宗不为所动，他对李贤说：“户部不能没有年富，人们大多不喜欢年富，但这正是年富被认为贤能的原因。”于是明英宗特意召见年富，并任命他为户部尚书。 

年富担任户部尚书之后，不受奸滑小吏的欺骗，亲自参加账目核算，慎重斟酌盈亏，严格控制支出、收入。有些事情责任重大，下属不敢去做，年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尽管去做，出了事情，责任由我来负。你们做事情不用署名字。”因此，户部的事情都办理得很顺利。明英宗很高兴，对李贤说：“户部尚书像年富这样的不多啊！”李贤则说：“继王翱之后担任吏部尚书的人，非年富不可。”年富的父亲去世了，他也没能守孝，又被皇帝下诏夺情复官。 

宪宗立，年富病卒，享年70岁，赐谥号“恭定”。 

年富在仕宦生涯中做到了“官”“箴”合一，使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成为其居官从政的修养和品德，得到广泛传扬。 

明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，山东泰安知州顾景祥尤为赏识年富的《官箴》，将其刊刻立碑于泰安州署。清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，时任泰安知府的颜希深在衙内残壁上发现顾景祥刊刻的《官箴》碑文，受益匪浅，便移此碑于官署西厢房。清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，颜希深之子颜检升任浙江巡抚后，继承父诫，刊刻箴文于衙门厅壁。 

年富的《官箴》始在浙江流刊。清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，颜希深之孙、颜检之子颜伯焘任陕西延榆绥道台，携拓片上任，为自勉和警示同僚，刊刻立碑，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内的“官箴碑”。